道教与当代人类------王琛发
作者:马来西亚道教学院董事会主席 王琛发 加入时间:2017-7-19 17:12:06

 

老子在《道德经》第五十四章说“以天下观天下”。由此说,道教以《道德经》为指导,从来就是一个“天下”的宗教,修道者的情怀本当一心包容天下万物,践行慈悲与公道,当以天下生灵为目标。但若言“以天下观天下”的实践,观者是由发心于修道而观,所欲观者是眼前具体而真实不虚的天下,又是内中藏着万事万物的许多知识;因此修道者初心起念,欲入世于天下,还真要做到不受妄念与外缘羁绊,才可能从“天下”本身观“天下”,还得时刻回守真心,才可能指向真常应物,由此方可能彻知万物之德,悟其中之道。

可是,道教济世度人既然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观天下”就不可能落于虚言,因此在《道德经》五十四章,其脉络实意说明“修之于天下”毕竟须臾不离“修之于身”,要从“观身于身”做起,才会有个落实的基础。从《道德经》五十四章一再提及“修”、“观”、“德”,可知这是三个互相联系的关键词;文中从“以身观身”一路说到“以天下观天下”,是显明的以“道”与“德”的关系圆说“修道”只能实践于“修德”,“修德”与“入世”一体不二之实。同样的思想主张,以后屡屡展现在各种道经与道教戒律的人间启示。

一、入世修德就是实践道教宇宙观

现在大家提到道教宇宙观,都很熟悉。道教说“元始开劫”是把天地乃至宇宙万物视为源自无生有,秉同源之气而生,由“道”生化元始的“炁”,从一“炁”层层生化,开天辟地,继而化生万物。以早期道经《太平经》为例,其讨论天、地、人三者,是教导道众天、地、人皆由同一元气而分为三体。如果从思想史角度,《太平经》显然继承着更早记载在《易传·系辞下传》和《易传·说卦传》的道启,认为天、地、人互相秉性不同,以阴阳为天之道,以柔刚为地之道,以仁义为人之道;可这样说法,恰恰也在论证阴阳、柔刚、仁义来自同源,是同样道理落实成天、地、人之道的各自表达。这在庄子《南华经》也有相承之教导,是秉承着“人与天一也”,结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以后宋代张澡撰写《元气论》总结前贤高道修真体证,也是说“元气无号、化生有名,元气同包,化生异类”、“人与物类,皆禀一元之气而生成”。如此说法一直延续后世,由此可知,道教宇宙观本可溯源于先秦以来华夏主流的“天人合一”思想,所以其道学信仰传统既然遵循《道德经》对“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认识,一旦论及实践层面,必定如五代道士彭晓阐释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会总结出“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把人身与天道视为同构而能相感,要求入道者认识大道、认识宇宙必须从“修道于身”入手,认为诚心理解自身,同时从自身观察万象,是参透天地的枢纽。这一“修道于身”的道学体系落在实践,又必把握万物不与修道关联,隋唐流传道经《元始洞真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提及如何实践尊奉自然,便是从人类人体与天地万物是同源、同秉、同体、同构、同律的立场,谈到人类的孝道、慈悲和爱护动植物同源、同理、同情,看出人类孝道与生态自然生生不息的内在联系,主张“怜愍一切动植物之类,孝道慈悲,好生恶杀”。

可是,一旦个人真要做到“冷愍一切动植物之类,孝道慈悲,好生恶杀”,就只能以本身在宇宙万物当中的因缘为限,以自己所能接触的一切物事作为对象。这正好说明《道德经》阐述的基本观念:“修道”在实践层面不可能落入空谈,形而上的“道”落实在修道者的人生层面,只能从人本身的“修德”实现。因着“道”生成万“物”之后,既是超越万物也是万物存在的原因,不是离开或对立于任何“物”,所以“道”在万物,不可能在“该物”以外以“另一物”形态呈现;因此人身作为应对自身和“他物”的“物”,就只能由“物”见道,由物与物之间的事见道。这每一事物之中的道,不是完整的道,又能以道在物之理由、属性、功能显现出道的存在,老子在《道德经》称为“德”。《道德经》八十一章总共使用了十六章的四十一处去讨论“德”;又按陈鼓应先生其中一处解说,“德”就是“无形无迹的道显现于物或作用于物。”

参照《道德经》六十七章,老子早就说明“修道于身”其实只能从“修德”入手和坚守,所以他说“道大,似不肖”,但人要知道、体道、悟道,则是回到自己身上,不论对人对物都要“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把重点放在思考《道德经》五十四章,其内容主张如何以修德实现修道,说法更加明朗。五十四章全文是“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道德经》这段文字对照儒家《大学》的“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两者的说法其实互通。但《道德经》注意到邦国与家族之间还有诸家构成的“乡”的层次,也详述了不同层次成就修德的效果,提供判断标准。而《道德经》经文显然教导着修道者不能在实践层面空谈义理,一旦修道就只能首先从自己身体这具体事物修德,同时人在宇宙当中,就会由修身兼及家、乡、国以至天下的层面;道教虽可如儒家由格物明德,但修德的圆满在于从真常应物而由真常得性。修明明德,使万物之德与身心为一,才能接近道、体会道,而道也因德而显露于德,是谓“玄德”。而且,把《道德经》五十四章这番话对应着五十九章说的“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积德”显然不是自己的事,而是要做在对应天、地、人乃至万般物事,把好处贡献他者,正如自身发挥“三宝”最终也是利益他人。

再据《云笈七签》卷三十八至卷四十的诸种戒律,更可结论,自古道教注重修道人受戒守戒,认为一切神仙都从遵守各种心思、言论、态度、行为规范做起,归根到底都是以戒规把实践“三宝”的“修德”内容具体化。其中如老君《说百病》和《崇百药》,实际就是以二百种具体的“德”从方方面面显现那抽象而又能作用的“道”。或如《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不得多畜仆妾”开始谈各种“不得”,说到“不得妄伐树木”、“不得妄摘草花”、“不得独食”、“不得惊鸟兽”等,所谈戒规都涉“修德”,又多是立足在保护其他生命为义务,最后却由老君说明“诸贤仙圣皆从一百八十得道”。换个角度看,守戒固然辛苦,但能好好“持而保之”,完成诸种如《老君说一百八十戒》所说戒规,就是把“三宝”实现在生活周遭的具体事情,避开各种牵制以及破坏人生的错误。果真能把戒规都守得滚瓜烂熟,形成生活习惯,每一念头生起都同时能避开一百八十错,那就是真正自由自主、心无罡碍,才可能接近得道的境界。

二、从道经道戒成全当代济世度人的标准

唐朝道士张万福撰写《传授三洞经戒法策略说》,提及说“道学当以戒律为先”,原因在于“凡初入法门,皆须持戒;戒者,防非止恶,进善登仙,众行之门,以之为键。”既然道教原来宇宙观建立在天人合一,主张万物同源、同体、同构、同律,所以根据道教,一切生灵其实都是处身在一个万物共生共存又互为影响的大系统,忧戚相关;个人不论在生态环保、环境卫生、社会福利等课题,本就应自觉义务,构成信仰道教的基础。何况,根据《道德经》五十四章的教导,以及各种相应于教义的戒律,早就规范着修道基础在“修德”,个人不论从本身、家族、家乡、国家以至天下层次,都要以身在其中而发挥慈悲与公道。换言之,护生、环保、去恶、止战、治病、救人等社会公益事务,本是经文和戒律有所要求,是修道精神所在。

所以,就必须明明白白,透透彻彻的理解,道教徒入世参与人类公益,不是为着因应当代社会情势作出新转变,只不过是切切实实遵循道教老传统,皈依经文义理和戒律精神,以自己生命活出“尊道贵德”的信仰,贯彻由“修之于身”的实修朝向“修之于天下”的理想。

当然,依据《道德经》五十四章的精神,“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固已反证修道首先要证明个人真诚心。而修道者由实践修德达致体道,果能在“修之于身”的层次做到真修真行,必然就有能力以身作则,同时间兼及“修之于家”,也兼及“修之于乡”等层次,层层开展。“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意味着修道不离自己所处情境。如此从自身诚意出发,就不可能不落实在正视本身周遭可观可察的日常生活;绝不会离开观察与关怀自身所在社区/社会,舍近求远、舍本逐末。因此,从修德完成修道,最基本和首要要求,不一定要表现在发动太多活动。自己能坚持“三宝”,为着周遭六道生灵做到《道德经》第五十九章说的“早服”,严守一切戒律,传道让更多人受戒守戒,或者因自己的行为让他人借鉴分别善恶,已经是功德无量;修道者纵是努力独善其身,清修守戒的效果却能兼善天下。上述张万福《传授三洞经戒法策略说》把单是持戒形容为“众行之门”,就是考虑个人守戒也会对天、地、生灵发生积极影响,的确有理。

可是也不能否认,当前世界已经遥远距离《道藏》诸种经典的降世年代。经典中的道启或超越时空指导当代思考模式,但不论“以身观身”、“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重点毕竟是善“观”眼前真实的具体情境。一个人观身、观家、观乡、观国、观天下,要能观出客观而全面,首先要看得懂诸种细节,也从中看穿事物间的错综复杂如何组构整体局势,由此透彻其不变与可变之道。非如此不能活出经典的启示,也无从以人弘道。

正如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关系早就脱离中华传统常态的“五伦”之说可以归纳的框架,全球每个人的本身生活以至绝大部分的人际互动,都离不开各地大大小小企业,置身在各种企业以“法人”地位构织全球网络当中。因此,“全球化”情境下的个人生态更多体现在企业运作,受其网络影响;人们有很多时间是精疲力倦在处理“雇主与员工”、“上司与下属”、“供应商与生产商”、“销售者与消费者”等等关系。修道者若如《道德经》五十四章教导的“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从具体看具体,当然看到这些关系不平衡的表现,泛滥影响着由个人生活到天下局势的每一层次,也是各地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集中表达,分别呈现在无产阶级的形成以及受到剥削、夫妻或亲子关系扭曲疏离、居住素质、环境生态的破坏、黑心产品、消费者权益受侵、治安安全、国际不平等条约、渎职滥权、贪污贿赂等等课题。若依据道教传统,道教以“三宝”为判断慈悲和公道的底线,依戒律作为判断标准,又有从汉代《太平经》到宋代起流传民间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劝道善书说理分判,历代高道确实早在古代已经多番论证“道”与“德”,为当代这些负面议题提供善恶参照。尤其又有像《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一类的经典,以论说“水、火、旱、蝗、瘟、妖”六天魔王的缘起与定论,至今可供这个年代的人类比照如何是促进诸种恶事泛滥的因果。

而且,《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强调“天下”,教导信众念念不离以天下苍生,其所谓“可依吾教,供养转经”重点即在杜绝“水、火、旱、蝗、瘟、妖”,可说为道教自古意识到全球关怀提供了明确的文献根据,并且列出道教走向全球服务人类公益的六大方向。

只是,《道德经》不论说“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都是说具体的“观”,是要真实的、客观的、全盘的认识,成全“修德”。因此,道教对各种当代议题,如果缺乏观察,只能被动的从经文和戒规寻找传统回应议题,却缺乏对待相关课题的具体知识,无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构回应当代各种议题的系统道学论述,难免也会带来信仰的遗憾。当一般信众难以清楚如何才是坚守经教基础,自觉而正确回应当代各种社会现象,缺乏经典和相当知识互相印证的各说纷纭,反而会打击奉道的信心。这亦不利道教作为世界宗教处在全球文明对话的国际环境。

要克服这难题,培养、鼓励教内知识分子投入各种学术领域,要求大家保持“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态度虚心放空自己,不断从信仰对话各种学问新知,应是长远之计。正如当代企业伦理课题的学术研究,西方论述“企业责任”的进路是以体制和法理做论据;早在1979年卡罗尔(Carroll)就定义,企业社会责任意味着企业所在的社会对企业在经济、法律、道德以及慈善表现等四个领域,各有期望。所以,依照这四个领域,探讨企业的社会责任可以划分的讨论范围众多,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节约资源、照顾投资者/消费者/劳动者权益、支持有利社会的公益事业等等。而道教进入这个议题,除了教义一贯主张慈悲与公道,对话当代企业责任观念,还应寻找较大交流空间,依照经典、道规、戒律说明每个范围遇到的细节为何是“得”或“不得”,以及其按照教义之所以然。总之,要延续由“修德”而“悟道”的传统,就必须确保道教不论在日常生活领域或各种知识领域的对话与互参能力,而不是自陷入信仰以外“无从实践”的假设。

意即,道教在当代应对国际上各种新生课题,参与人类公益,是有道教本来的宇宙观,以及道教原来主张“修德”而“悟道”的传统,作为依据。而当代道教面临万象纷纭,道教各种当代议题的理论建设更趋重要。道教徒不见得需要硬把自己的信仰和使用的知识体系分开,导致他在个人生活信仰道教的思想体系,在处理一些事务时则可以按着西方信仰潜移默化的知识体系和思考模式,仿佛一个人分成两个脑。当代道教如果要在国际环境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就一定要能做到研究和证明道经道戒与各领域的知识体系可以交融互证,以成全和鼓励更多的道教徒自觉而主动从自己开始“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

由此亦说明,道教要立足于当代社会,道教要回应各种牵涉人类公益的课题,道教内部的“解经学”应受提倡。解释经籍的两重学问,既要依靠考据让我们知道经文的来龙去脉,又得依赖阐释让我们认清经文如何启发当下。之所以要考据,是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的文字随着时间变化,原来因应的场合、背景、谈话者之间关系和各自知识程度、当时人的词汇认知,都会消失;要理解经文就得弄清当日道启出现的历史背景、启示对象,为何必须如此教导,之所以需要阐释,是由于我们有了考据的支持,必须思考经文的活化,如果出现在眼前的时空,大道的表达和传播方式未必如同当日,那么它要如何表达,需要如何实践。

以道教信仰为根基,一个修道人无论是个人持守伦理道德,又或走向社会公益、生态环保,又或向着其他文明寻求对话互鉴,其信仰最基础目标依旧是一致:活出经戒,修德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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